“经济因煤而兴，问题由煤而生”。近来，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整合小煤矿为主的山西煤企“大兼并”引发全国关注。记者２６日从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获悉，目前全省煤矿兼并重组双方已有九成签订正式协议，兼并主体进驻率８０％，接管率达６８％，行业整合取得重大进展。但围绕山西煤矿“大整合”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止。

    山西“铁腕治煤”为何拿小煤矿开刀？兼并重组是变相的“国进民退”吗？“煤老板”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对此，“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山西“治煤”铁腕为何挥向小煤矿？

    山西煤一直充当全国经济发展的稳压器：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省际调拨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三。然而，多年来其主力却是生产方式落后的小煤矿。

    在山西，有人形象地概括了小煤矿的“四害”：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草菅人命、腐蚀干部。

    频发的矿难是小煤矿与生俱来的痼疾，也使山西的发展形象受损。２００７年，山西小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全省的７０％，百万吨死亡率是国有重点煤矿的１７．８倍。山西煤监局统计发现，近两年，小煤矿每产１吨煤要付出比大矿高１０倍的生命代价。

    “不要带血的ＧＤＰ”，成为山西省上下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共识。

    小煤矿资源回采率只有１５％至２０％，这就意味着每采１吨煤要破坏和浪费５吨以上的资源，按山西中小煤矿年产３．５亿吨煤计算，每年要破坏和浪费约１４亿吨的宝贵资源。　

    小煤矿不仅破坏资源，还腐蚀干部。不久前，山西省纪委通报本省开展“煤焦领域反腐败斗争”的案件查处情况。从２００８年７月到今年６月，山西省立案查处涉矿领域案件６００件，清缴违规资金８０多亿元。

    原煤炭部副总工程师郝凤印认为，我国过去近３０年的传统办矿体制，是一种带有过渡性、权宜性质的体制安排。整合—兼并—重组，这是中国煤炭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饱受小煤矿“四害”的山西，先行一步。山西的整合目标是，到２０１０年底，全省只保留１０００座煤矿，在现有基础上压减６０％以上；煤炭企业规模不低于年产３００万吨，单井生产规模不低于年产９０万吨。伴随着大量小煤矿的退出，一批现代化煤炭“航母”将浮出水面，其中年生产能力过５０００万吨的大型集团将达到７个。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王宏英分析认为，山西煤炭兼并重组表面看是“整合小煤矿”，实质上是一次产业结构大调整。此轮整合战略一旦实现，将从根本上改变多年困扰山西发展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安全事故频发和经济大起大落的窘况。

 兼并重组是变相搞“国进民退”吗？

    曾拥有１１个煤矿的“煤老板”薛德平不同意“煤老板”退出舞台之说，他更赞同“煤老板”角色转变的说法。

    薛德平的煤矿被山西焦煤集团兼并重组，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写着“山西吕梁西山德威公司副董事长”，薛德平拥有新公司４９％的股份。

    就在１０个月前，这家年产６０万吨的民营煤企高管还强烈反对兼并重组。“如今，煤矿各环节大变样了，不仅具备了复工复产条件，更重要的是企业管理水平发生根本性变化！”薛德平说。

    国有大矿并非唯一的整合兼并主体。记者了解到，一些民营煤炭企业也成了整合主体。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贾廷亮说：“原来我公司２１个小矿加起来才有１２０万吨的产能，现在整合成５个煤矿，产能达到６２０万吨！”

    “小煤矿退出，并不是民营资本退出。”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说，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大进小退”、“优进劣退”。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整合后保留的１０５３处矿井中，国有企业办矿１９８处，比例约为１９％，民营企业办矿２９４处，约占矿井总数的２８％，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５６１处，约占保留矿井总数的５３％。

    “我们不以所有制论英雄，更谈不上搞所有制和地区歧视。”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厅长王守祯说，整合重组政策设计，目的是提高煤炭业生产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实际上，在小煤矿退出的同时，山西省属国有重点煤企下属的２２座不符合条件的小煤矿也被实施关闭。

    山西省发改委主任李宝卿说，为帮助退出煤炭行业的民营企业顺利转产转型，省政府制定了《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鼓励类投资领域的意见》。目前，煤炭资源领域的民间资本进入现代农业的已达６８亿元。今年以来，还不断有煤焦领域的民营企业家到山西科技部门咨询，寻找可以投资的高新技术项目。

“煤老板”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　

    山西的“整合行动”牵扯煤矿数量多、利益主体多，利益博弈比较激烈。

    一些“煤老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评估结果与实际投资相差较大，不愿认可。左云县一位“煤老板”提出，应该将其修建寺庙、待摊费用和停产期间的补偿也纳入评估内容。这成为整合双方在讨价还价、协议签署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一家大型企业想重组某县的１１座小煤矿，其中产量较小、资源量不大的７座煤矿态度积极，而４座储量大的煤矿却迟迟不愿确定合作。

    “这不是漫天要价的买卖。”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李建功说，资源是国家的，不能买卖，我们按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不仅要求兼并企业向小煤矿退还剩余资源量的采矿权价款，还区别情况按原价款标准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采访中，有“煤老板”说，一些投资者私下里买来煤矿，依据的是市场价格，花的钱往往很多；但这次整合依据的却是针对原采矿权人制定的政策标准，两者差距很大。

    对此，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晓立等人分析，在３０年的小煤矿发展进程中，一些小煤矿的采矿权人未经法定变更，多次非法转让；有的煤矿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引进外地投资者盲目经营；更有抱着“炒一把、捞一把”想法的外地游资，不惜花费“黑钱”倒卖矿山。久而久之形成了采矿权人、法人代表、非法承包人、私下投资人、实际控制者十分混乱的“治理格局”。

    王守祯说，对于煤炭资源领域长期存在的违法违规经营、非法交易、“地下”协议和不正当利益，无论是法律和政策都不予保护，当然也得不到相应补偿。

    政府部门的解释是否令人信服？山西大学法学院王继军等专家表示，采矿权流转虽然是一种市场行为，但不能像普通商品那样随意转让，它必须符合政府对煤炭资源的科学规划和管理政策，否则就会出现上述“四害”问题。因此，政府用产业政策引导煤矿兼并重组是必要的。

 如何找到“大整合”各方多赢的平衡点？

    经过山西省几轮煤炭资源整合，记者接触的多数干部群众赞成深化改革。但如何协调“大兼并”推进的力度、速度和可承受度？如何处理好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的关系？

    王守祯说：“我们的原则是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正当权益给予合理补偿，原有的合法利益关系保持不变。”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个细节，为了让煤矿所在农村居民继续用上“福利煤”，多数地市要求兼并双方把相关条款写进了重组协议。

    对于政府的作用，朔州市长冯改朵这样说，在合理布局、规划的基础上，“企业互动协商、平等交易为主，其次是中介组织居间促成，实在不行政府才协调。”

    “纪检监察部门将全程提供服务、参与监督，不允许侵害利益相关方的事情发生。”山西省监察厅厅长杨森林说。

    记者在采访时感到，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较深的山西，借应对危机“调结构”，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源整合、煤企兼并，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作为山西第一产业，此次煤矿“大整合”承载了太多的利益纠葛和发展使命。人们期待“铁腕治煤”后的山西，能远离“带血的ＧＤＰ”，改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经济大起大落的发展困境，顺利走上科学发展之路。（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王存理、陈忠华、王炤坤）（来源：新华网山西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