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期看，要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将成为一个中期现象，在这几年里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缓慢复苏和低速增长的时期，并对我国的需求格局和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

    要推动我国经济较快回升，尽可能延长高增长阶段的时间，需要在未来3～5年间，把当前扩内需、促增长的短期政策适当扩展为可持续的中期政策，在千方百计稳定出口的基础上，多方面寻找拓展内需的渠道，为长远发展打下更好基础。

    10年前的住房制度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举措，曾对推动我国经济较快回升、启动新一轮高增长期起了重要作用。当前，也需把扩内需、促增长与经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其根本出路是以深化改革开放为主线，推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激发经济内在潜能和活力，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不论是农村低端市场和城市高端市场，还是住房、医疗、教育等大的消费领域，都潜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深化改革开放有助于使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市场。

    一是抓紧研究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通过政府干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在经济逐步回升期，要较大幅度降低政府收入比重，稳定企业收入比重，提升个人收入比重；适度提高劳动报酬水平，降低经营管理等要素收入水平；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调节垄断经营收入，降低垄断行业平均收入；加大对二次、三次分配的政府调节，对个人所得税实施更大力度的结构性政策，增加对低收入困难家庭的生活补贴，扩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二是加快完善支持居民扩大消费的制度条件。未来几年，在财政收入增速较低情况下，可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出售部分国有股权等方式，合理利用居民储蓄资金，继续扩大政府公共投入；全面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住房保障等公共事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是加强对扩大居民消费的规划和引导。抓紧研究下一轮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消费重点和热点，针对不同收入家庭采取不同的政策导向，稳定低收入者消费增长速度，鼓励中等收入者提高消费水平，刺激高收入者扩大消费支出，并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特点制定更有效的促进消费政策。

    四是努力为居民扩大消费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这包括：抓紧清理各种不利于居民扩大消费的政策规定和收费，积极引进适应不同收入者需求的消费方式，加快有利于居民扩大消费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等。

    促进民间资本

    扩大非工业领域投资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民间资本已相当庞大，民间投资已成为全社会投资的生力军。民间投资机制灵活，对市场适应度较高，扩大民间投资，还是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途径。在经济不景气、市场不明朗条件下，民间投资往往采取观望态度，或从事炒股等短线投资。今年一季度，在政府扩大投资带动下，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42.6%，而民间投资同比只增长27.3%，比国有投资低了15.3个百分点；实际上民间投资拥有大量自有资金，而国有企业投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

    更重要的问题是，扩大民间投资不仅是为了增强未来几年投资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且要更多地着眼于带动投资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鼓励引导民间投资不在于一般的鼓励扩大投资规模，而是要重点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需要加快发展的领域。由于行业开放度等差别，我国民间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及商业、房地产等行业。从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数据看，采矿业同比增长61.2%，制造业同比增长37.1%，而电气水行业、第三产业分别只同比增长15.4%和17.9%；在民间投资构成中，第二产业占49.9%，制造业占44.2%，而第三产业中除了房地产、商业外的其他行业只占10.6%。当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突出，资本流入已明显偏多，继续鼓励民间投资进入，政策效应和投资效果都不佳；而公共服务、社会事业等领域亟须扩大投资，政府财力又相对有限，为优化投资结构和资源配置，应更加重视引导民间投资进入这些领域。

    因此，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加大对民间资本开放力度，加大引导民间投资政策力度。要下决心革除不利于发挥民营经济作用的体制弊端，尽快清理各种限制民间投资的政策法规，推进公共事业领域及相关体制改革，打破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非禁止性领域和扩大投资经营范围。要加快在目前民营经济比重低、进入难的领域，包括金融、电信、铁路、交通、民航、电力、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城市供水、供热、燃气、轨道交通、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公用设施领域，放松管制，撤除壁垒，拆走“玻璃门”，为民间资本进入铺平道路，特别要打破一些人为设置的进入障碍，创造公平进入和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抓紧制定重点开放领域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并及时在全社会公布实施；积极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拓展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为民营中小投资者服务的中介机构。

    推进农村城镇化

    农村城镇化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释放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的一个重要依托。我国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推进城镇化具有较好基础和较大空间。关键问题是，我们要认真吸取一些拉美国家人口城市化超前、城市就业跟不上、大城市问题突出等教训，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有益经验和存在问题，积极探索以增加非农就业为主导、兼顾节省土地、规模经济、辐射效应的城镇化模式，鼓励引导各地从实际出发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不论以发展小城镇为主、中等城市为主，还是以发展各类城市群为主，都要以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大城镇就业岗位、协调城乡社会保障为基础、为导向。

    合理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利于拉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消化工业过剩产能，促进服务业、建筑业和各类公共事业发展，提高城乡居民就业和消费水平，延长我国经济高增长的时期。同时，还可通过加强城乡建设规划，在符合农民意愿前提下，把过度分散的农村宅基地整合、置换为适度集中的城镇性住房，既拉动新一轮房地产市场需求，又有效利用和配置城乡土地资源，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要深化城乡体制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扩大城乡开放和兼容度，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利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条件，推进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推动一批小城镇多元化发展，推动一批中等城市提高规模经济水平，推动一批大城市加强现代化布局建设，形成大中小城市相互融合、协调发展新格局，更大程度发挥城镇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非农就业增加、生产要素聚集和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应。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工业持续了30年的高增长时期（年均增速达11.6%）正在逐步进入尾声，由于产能过剩突出，资源环境紧张、出口高增长难以持续等因素制约，制造业发展将出现由高速向中速转变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换，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增长速度及带动作用，是新的时期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服务业的特点是供给与消费同时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拉动需求的过程，有利于在加快发展中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

    未来几年，要利用工业部门受危机影响较大，国内民间投资趋向产业转移，国际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我国推进农村城镇化又为服务业发展拓宽空间等有利条件，进一步深化服务业部门的改革开放，清理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各种政策法规，鼓励引导国内民间资本和国际跨国公司进入非禁止类服务业领域。总结30年来产业领域改革开放的实践，一条重要经验教训是，大多数工业领域的快速改革开放使产业发展动力得到不断增强，而大部分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开放滞后使产业发展活力受到较大压抑。而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国内形势都要求以大改革、大开放来促进服务业的大发展。

    要深化服务业部门和企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作用，加快各类服务业与工业经济流程的分离，推进产业分工、专业化和协作的发展，为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拓展需求空间。要针对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发展的不同趋势和特点，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激励措施，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全面促进服务业发展振兴。

　　推动区域产业转移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产业结构、布局和发展趋向多层次化，加快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和投资流动，有利于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也有利于带动资本品需求，消化重化工业过剩产能，促进投资和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东部沿海经济冲击较大，客观上将推动沿海出口导向型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沿海企业向内地转移产业投资的倾向；而中西部地区发展制造业还有较大空间和比较优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积极性很高。国家应抓住这个重要机遇，进一步统筹区域发展，顺势推进区域产业和投资转移，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以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保持全国经济较快增长趋势，增强中长期发展后劲。

    要着眼于构建区域开放开发新格局，抓紧研究制定推进区域产业转移的中期规划和政策措施，加强对区域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政策导向，深化财税、金融、投资、价格、外贸等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清除地方保护主义障碍，推动区域市场开放和要素流动，促进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作者：郭文　冷晓玲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