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向着适度的人口规模、优良的人口素质、均衡的人口结构、合理的人口分布演进的过程。新中国建立以来，山西经济和社会事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艰苦奋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在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切实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山西人口发展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人口再生产方式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人口发展进入健康、合理发展时期，为增强综合实力、改善人民生活、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的人口环境。

一、人口发展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前的山西人口发展，经历了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文字记载的252.74万人，发展到1949年的1280.86万人的长达1947年的历史过程。考察整个发展过程，总体上是在剧烈的波动中缓慢增长的，属于典型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人口增长类型。战乱、赋役和自然灾害及其所影响下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的山西人口发展，总体上表现为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发展前期对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显著的人口控制效果和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人口学的角度认识，山西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经历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纵观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的60年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作用下的山西人口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8年）：人口恢复性增长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短短几年内国民经济就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同时在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推动下，医疗卫生条件逐步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人口出生率迅速上升，人口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人口再生产处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状态。同期，由于国家在山西实施“一五”计划的工业项目较多，大量省外人口流入山西就业，形成了人口的高机械（迁移）增长。在高自然增长和高机械增长的共同作用下，山西人口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9年中共增加人口340.21万人，年均增长2.65%，高于全国同期2.22%的增长速度。其中，人口自然增长增加251.04万人，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9.24‰；人口机械（迁移）增长增加了89.17万人，年均净迁移率为6.83‰。

第二阶段（1959—1961年）：人口增长低谷阶段

这一阶段是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以及国家政策和发展方针的某些失误，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在此期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食品严重匮乏，人们普遍营养不良，以致人口出生锐减，死亡率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骤然下降，最低的1961年自然增长率仅为6.84‰，相当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三年中全省人口增加89.97万人，年均增长1.80%，比上一阶段下降0.85个百分点。1961年全省总人口仅增加7.02万人，增长率为0.41%，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山西人口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

第三阶段（1962—1972年）：人口高速增长阶段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后的补偿性生育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山西人口的高速增长。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实施，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使得人口发展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这一时期，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人口出生率则表现出强劲的补偿性升高态势，最高的1963年全省人口出生率高达38.06‰，为历年出生率的最高点，全年出生人口67.28万人，创人口增长之最。其后发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各项工作都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刚刚起步的计划生育工作又陷于停顿，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山西人口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时期，形成了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从1962年到1972年的11年间，全省人口增加503.0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5.73万人，年平均增长2.14%，低于同期全国年均增长2.38%的水平。

第四阶段（1973—1990年）人口增长水平低位徘徊阶段

为了解决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山西同全国一样于20世纪70年代初全面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并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1973年的人口出生率即开始下降，从1972年的29.47‰降到27.01‰，比1972年降低2.46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也比上年降低2个千分点。其后的人口增长水平在全面实行计划生育和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影响下继续下降,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到1976年已下降至19.60‰和12.41‰。随后的1977—1980年的出生水平都在20‰以下，1981—1990年这10年间，除1986年为19.96‰外，人口出生水平基本上是在20‰—23‰之间波动，最高的1990年为22.54‰。表现为一种接近低生育水平时的徘徊现象。1973年到1990年的17年间，全省人口增加685.8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0.35万人，比第三阶段每年少增加5.38万人。年平均增长1.48%，比第三阶段降低0.66个百分点。

第五阶段（1991年至今）人口发展进入增长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山西同全国一样人口出生水平开始了快速下降，从1992年开始至今，出生率持续稳定在20%以下，自然增长率也在1998年降到10%以下，人口再生产类型完成了历史性转变，由此前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2008年全省出生人口38.51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1.32‰，全年净增人口18.06万人，自然增长率为5.31‰，净增人口不到第四阶段年平均增加人口的50%。

实现这种历史性转变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央和地方都进一步加强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人口控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在经过多年的持续增长之后，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三是在人口发展惯性的作用下，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比重在下降。1991年到2008年的18年间，山西人口增加了468.7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1.95万人，比第三阶段每年少增加19.69万人,比第四阶段每年少增加14.31万人，年平均增长为0.82%，比第四阶段降低0.66个百分点。

二、人口发展的现状与主要特征

在经济发展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共同作用下，山西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口问题由人口增长过快转向多元化、复杂化，呈现出新的人口发展特征。

（一）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增长速度不断下降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山西人口过快增长的态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进入低速增长时期。2008年全省人口达到3410.64万人，比1949年的1280.86万人增加2129.7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6.08万人，年均增长1.67%。如果将全省人口增长过程以10年为一个年代来划分，可以看出人口增长速度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恢复性增长后，60年代达到高峰，其后则呈明显下降态势。20世纪50年代，全省人口从1950年的1311.57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1703.0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9.15万人，年均增长2.65%，高于全国同期1.84%的增长速度；60年代，全省人口增加到1970年的2111.3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0.83万人，年均增长2.17%，低于全国2.29%的增长速度；70年代，全省人口增加到1980年的2476.4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6.51万人，年均增长1.61%，低于全国1.75%的增长速度；80年代，全省人口增加到1990年的2898.9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2.25万人，年均增长1.59%，高于全国1.39%的增长速度；90年代，全省人口增加到2000年的3247.8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4.88万人，年均增长1.14%，低于全国1.35%的增长速度。2000—2008年，全省人口增加到3410.64万，平均每年增加人口已降至20.36万人，2008年净增人口为18.06万人，不到20世纪60年代年均增长量的50%，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5.31‰，不到20世纪60年代的三分之一。上述情况表明山西人口的过快增长已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发展进入低速增长轨道。

从历次人口普查来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11年间，全省人口由1417.40万人增加到1801.5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4.92万人，年均增长2.20%，高于全国同期1.86%的增长速度；1964年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间，全省人口由1801.51万人增加到2529.1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0.42万人，年均增长1.90%，低于全国同期2.22%的增长速度；1982年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8年间，全省人口由2529.14万人增加到2875.8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3.34万人，年均增长1.62%，高于全国同期1.48%的增长速度；1990年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年间，全省人口由2875.88万人增加到3247.1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7.12万人，年均增长1.22%，高于全国同期1.11%的增长速度。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人口的发展变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增长速度由快到慢，渐呈趋缓增长的态势。人口增长趋于减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一是国家从七十代初开始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得到了长时期的贯彻执行，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新生人口数量的增长；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与社会不断进步，对人口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抑制作用；三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传统生育观念已经有了很大转变，少生、优生已成为人们普遍的自觉行动。

（二）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历史性转变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山西妇女生育水平就开始了下降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为6.14，60年代为5.75，而到了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即开始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973年降到5以下，1975年降到4以下，1977年降到3以下，最低的1979年为2.23，年平均为3.95。80年代在行政控制手段的作用下总和生育率接近极限，而经济的增长尚不能刺激生育率下降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持续在接近更替水平的上方徘徊，年平均为2.42。20世纪90年代，山西妇女的生育水平在人口控制力度加大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开始了新一轮的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的2.40下降到2000年的1.44，2008年总和生育率为1.59，表明山西目前的生育水平已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低生育水平。从妇女生育模式看，广大育龄妇女已从传统的早婚早育、密育、多育的模式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模式转变。传统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封建观念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抛弃。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生男生女都一样，追求现代文明、科学等新风尚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计划生育已成为多数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得到了深入贯彻落实。

人口再生产类型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结合而形成的人口再生产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大都在遵循一个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过渡，而后再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进行转化的过程。

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通常按生育水平与死亡状况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的传统型阶段；第二阶段是以死亡率先行下降为特征的过渡阶段，表现为出生率与死亡率开始下降，且后者先于前者，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第三阶段是以出生率下降为特征的过渡阶段，表现为人口增长速度在逐渐下降；第四阶段为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阶段，表现为人口增长呈低速减缓的态势。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摆脱了战争的阴影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出生率不断升高。加之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的死亡率下降速度很快。人口再生产类型属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60年代，由于受严重自然灾害后人口补偿性生育与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生育状态的影响，人口出生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很高，但死亡率还呈继续下降的态势，因此，这时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前期阶段。进入70年代，党和政府对人口控制工作高度重视，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广泛开展和不断加强，人口生育率在持续下降，由60年代的31.33‰下降到70年代的23.15‰，妇女总和生育率也由5.75下降到3.95。与此同时，人口死亡率继续下降，由60年代的10.7‰下降到70年代的7.55‰，此时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第三阶段，即处于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后期转变阶段。进入80年代以后，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下降到20.63‰，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42，已接近人口再生产的更替水平（更替水平为2.1），死亡率下降到6.43‰，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到67.63岁。按照人口再生产类型演变过程的划分，在这一时期，山西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进入了第四阶段，即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阶段。可见，山西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仅用了30年的时间，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周期短。进入90年代，山西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继续保持着下降的态势，尤其是人口出生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历史性地降到了10‰以下，人口进入了低速平稳增长的时期，山西人口再生产类型完成进入现代型。

（三）人民健康状况改善，平均预期寿命升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逐渐改善，山西人口死亡水平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下降，最后达到相对稳定的过程。总死亡率由1949年的13.70‰下降到2008年的6.01‰，其间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4年为高死亡率阶段。这个时期，人民生活水平虽有较大提高，但卫生医疗条件还相当落后，医治疑难疾病的能力和技术水平还很低，致使人口死亡率还处于较高状态，总死亡率一直保持在11‰—14‰之间。

第二阶段：1965—1978年为死亡率迅速下降阶段。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卫生条件不断改善，诊断和医治疑难疾病的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病患人员治愈率升高，死亡率下降。14年间总死亡率由1964年的13.98‰下降到1978年的6.55‰。

 第三阶段：1979—2008年为死亡率稳定阶段。期间死亡率有7年保持在6.5‰到7.0‰之间；有19年保持在6.0‰到6.5‰之间，有4年在6.0‰以下。这个时期死亡率保持稳定，其主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和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保健知识不断普及，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力实行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使妇女生育率下降，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育龄妇女的死亡率，人民生活和状况得到持续改善，使死亡率下降到较低水平；二是人口日趋老龄化，老年人口增多，寿命延长，死亡率已经下降到再不可能下降的程度，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死亡率将会出现升高趋势。

在人口死亡率长期稳定在低水平的前提下，全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958年，山西省调查了部分城市居民和规模较大的乡村农民，计算出山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7.16岁，男性为56.22岁，女性为58.22岁，比旧中国时期提高22.16岁。

1975—1977年，山西省对4个市、25个县进行了调查，调查计算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6.47岁，男性为65.63岁，女性为67.86岁，比1958年又提高9.31岁。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7.63岁，比1975—1977年间提高1.16岁；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9.46岁，比1982年提高1.83岁；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1.97岁，比1990年提高2.51 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山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根据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测算，2008年全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3.36岁，比2000年提高1.39岁。

从新中国成立到2008年，山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旧中国时期的35岁提高到73.36岁，提高38.36岁，平均每年提高0.65岁。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有了大幅提高。

（四）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老龄化进程加快

人口年龄构成是人口自然构成的基本要素。人口年龄构成是以往数十年或更长时间人口自然变动和机械（迁移）变动的结果，又是未来人口发展变化的基础，并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人口年龄构成是随着人口发展的起伏变化而变化的。从历次普查资料来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953年，反映山西人口年龄构成的四项指标：少儿系数为33.89%，老年系数为4.74%，老少比为13.99%，年龄中位数为24.31岁，山西人口年龄构成处在年轻型过渡阶段。第二次人口普查的1964年，山西人口年龄构成呈现出逆向变化，少儿系数、老年系数、老少比、年龄中位数分别为40.43%、4.35%、10.76%、21.16岁。这一时期的山西人口年龄构成虽仍属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阶段，但却比1953年的年龄构成要年轻。这种人口年龄构成的逆向变化是上世纪50年代人口生育高峰造成的结果。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982年，四项年龄构成指标值依次为33.36%、4.99%、14.95%和22.8岁，人口年龄构成刚刚由年轻型转入成年型。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又由于计划生育的长期贯彻落实使出生人口减少，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使山西人口年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1990年少儿系数下降到28.15%，老年系数，老少比，年龄中位数分别达到5.39%，19.14%、25.36岁，人口年龄构成类型已处在人口成年型后期，接近人口老年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少儿系数为25.73%，老年系数为6.33%，老少比为24.60%，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9.77岁，表明全省人口年龄构成正由成年型后期继续向老年型快速转变。到“十五”中期的2003年，全省0—14岁少年儿童比重下降到22.96%，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逐步上升到了7.10%，实现了人口年龄类型向老年型的转变。

2008年，全省0—14岁人口为625.85万人，占总人口的18.35%；15—59岁人口为2382.33万人，占69.85%；60岁及以上人口为402.46万人，占11.8%，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269.44万人，占7.9%。呈现出老年人口逐年增加，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趋势。

（五）劳动力年龄人口处于黄金时期，“人口红利”赢得经济快速发展机遇

“人口红利”核心思想是：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总抚养比从1953年的62.95%、1964年的81.09%，下降到2000年的47.19%，2008年继续下降到35.59%。相当于每10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由44年前的8个之多减少到目前的不到4个，抚养负担明显减轻。山西正处于劳动力年龄人口的“黄金”时期，也是“人口红利”时期。

进入21世纪，在巨大的劳动力规模和廉价的劳动力价格的条件下，山西经济实力已跃上一个新台阶，实现了人均GDP突破一千美元大关，2008年达到了2937美元，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世纪之初的10.54%上升到21.9%，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由1952年的126元上升到2008年的13119.0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由1978年的102元上升到2008年的4097.24元，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山西的经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地得益于这种“人口红利”。充分利用“人口红利”这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将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大效益。

（六）城镇化步伐加快，人口分布更加趋于合理

人口城镇化是反映人口城乡分布的指标。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人口城镇化经历了6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1949—1960年）：在这12年间，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比重）从1949年的8.01%上升到1960年的19.83%，平均每年上升1.07个百分点。第二阶段，“逆城镇化”阶段（1961—1969年）：在这9年间，城镇化水平从1961年的18.66%下降到1969年的15.76%，平均每年下降0.32个百分点。第三阶段，城镇化恢复性发展阶段（1970—1978年）：在这9年间，城镇化水平从1970年的15.76%缓慢提高到1978年的19.18%，平均每年上升0.33个百分点。第四阶段，城镇化稳步发展阶段（从1979—1990年）：在这12年间，城镇化水平从1979年的19.81%稳步上升到1990年的28.90%，平均每年上升0.76个百分点。第五阶段，城镇化缓慢发展阶段（1991—1997年）：城镇化水平从1991年的29.06%缓慢提高到1997年的30.71%，7年平均每年上升0.24个百分点。第六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1998—2008年）：城镇化水平从1998年的31.03%提高到2008年的45.11%，11年平均每年上升1.28个百分点。

多年来，山西省政府紧密结合实际，把加大城市建设力度、优化城市功能作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措施来抓。城市用水普及率、用气普及率、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地率，均完成了计划目标；城市污水处理、城市集中供热进一步加大，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进一步改善。由于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了城市投资环境，提高了城市等级规模和城市聚集、辐射功能，增强了城市对人口的承载力，人口的空间分布也逐渐向城镇聚集，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逐渐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全省城镇化水平跨上了新的台阶。2008年，全省城镇人口达到1538.58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5.11%，比1949年提高了37.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受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变，到城镇务工经商,使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其次是由于行政区划变动和城乡化分口径的变化造成的城镇人口的大量增加。

（七）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民文化素质整体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人口的文化素质不断得到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我省在“普九”义务教育、积极优化教育资源、调整教育结构、扩大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全面有效地提高了全省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为加快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的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和有力的智力支撑。

1. 总人口中有文化人口比重在不断上升。山西人口中具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从1964年的50.57%上升到1982年的77.45%，18年间提高26.88个百分点。到1990年，其比重上升到85.97%，比1982年又提高40.19个百分点。2000年，全省有文化人口占6岁及以人口比重提高到93.58%，2008年达到95.82%。充分说明山西人口文化素质总体水平有了显著进步。

2. 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标志。全省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64年的3.34年，依次提高到1982年的5.96年，1990年的6.92年，2000年的7.8年，2008年的8.72年。1964—2008年的44年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5.38年。

3. 文盲、半文盲率大幅度下降。1964年至2008年，山西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由1964年的51.05%，依次下降到1982年的26.81%，1990年的15.81%，2000年的5.68年，到2008年已下降到4.34%，44年下降46.71个百分点。文盲、半文盲率的大幅度下降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大量减少是人口素质总体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它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和扫盲工作的巨大成绩。

4. 接受中等文化教育以上的人口迅速增加。1964—2008年，全省接受小学教育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由84.51%下降到26.12%，下降了58.39个百分点；接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人口分别由11.89%、2.7%提高到49.04%和14.14%，分别提高了37.15、11.44个百分点；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从0.89%上升到6.52%，提高了5.63个百分点。接受中等及以上文化教育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以及比重的大幅度提升，使得山西人口文化程度结构的重心向高文化程度方向发生了重大转移，这对于促进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继续提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关系。人口总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与布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效益和后劲产生直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人口发展实现了向低生育水平的转变，逐步走向低增长的轨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压力的减轻。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出生缺陷问题、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繁重的就业压力，愈趋频繁的人口流动，日益凸显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与仍然较低的文化素质水平的矛盾以及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面对的现实情况。因此，要在新起点上实现富民强省的新跨越，就要坚定不移的把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结合起来统盘考虑，着力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为把山西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