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明显特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资本流动加速，生产要素和产业快速转移，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区域经济合作加强，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开放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全球范围的招商引资活动日益频繁，数量剧增，招商引资已成为全球尤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大量跨国公司纷纷在华抢滩登陆，我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毋庸置疑，我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外开放”，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据有关资料分析，我国上世纪GDP年均9.7%的增长率中，约有2.7%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和间接贡献。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是缔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写为FDI），是指某国或地区的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国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包括在境外的生产性投资、贸易性投资、金融性投资。从形式上讲，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按外资参与程度及参与方式不同，有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三种类型。无论是哪一类外商直接投资企业，FDI从进入时就表现出不同于内资的特殊性质：“FDI是资本、专利及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技术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FDI不仅是指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技术、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

立足新古典增长理论，FDI的流入可以增加总投资，缓解潜在的发展瓶颈，如储蓄、外汇短缺，通过缓解这些瓶颈和限制，能促进当地的资本形成，从而直接影响经济增长；FDI在当地的有效运转，往往是和当地的人力资源的开发相结合，当地技术及管理人员通过参与培训，通过参与对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及研发活动，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运作过程，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素质，增加了当地就业，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FDI的流入不仅提高投资水平，而且改善投资质量，根据垄断优势理论，跨国公司在与当地公司竞争时，会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如地理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为克服这些缺点，跨国公司必须拥有某种所有权优势以提高竞争力，这些优势被解释为更为有效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法等物化技术及产品选择、销售策略及管理理念等非物化技术，从而推动当地技术效率与生产效率的提高。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FDI的流入会产生许多“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从而使国内公司受益。FDI的流入是当地人文资本和技术变迁的重要源泉，FDI流入为当地供应商或客户带来新技术、员工培训等；国外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可以使国内公司更加有效地运转，激励他们引进新技术；国外公司通过良好的国际网络使当地企业融入到国际市场，即使当地企业不是跨国系统中的一员，仍然可以利用进入国际市场的这种优势。这些都被称为FDI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生增长理论对FDI的作用做了全新的评价。

当然，FDI的流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则具备更为直接、有效的作用。从区域经济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包括真正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还包括本区域经济以外本国内其他区域经济的投资者对本区域经济的直接投资（由于资料所限，本课题所研究的外商直接投资仅包括国外及港、澳、台投资）。

（二）外商直接投资在山西经济发展中的定位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党中央、国务院对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的实施，山西掀开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篇章。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扩大招商引资已成为山西“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外商直接投资将在山西省的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般地，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指标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合同项目数、合同利用外资额、实际利用外资额等指标。

从理论上分析，外商直接投资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英国经济学家J.H.邓宁（Duning）教授在20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厂商理论、区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进行兼容并包，并吸收了国际经济学中的各派思想包括海默以来诸人的思想，创立了关于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非股权转让三者一体的理论——通论。

通论可称为静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三种优势：

1、所有权优势。指企业因有某种独有的、国外企业无法获得的资产，使企业在生产技术、规模经济、组织管理、跨国经营等方面形成的优势。这是进行国际投资的必要条件。

2、内部化优势。指企业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资产或所有权内部化过程中所拥有的优势。为确保企业所有权优势，通过内部化转移获得的利益要大于市场所得。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经营活动，将优势的使用内部化要比将优势的外部化更为有利，企业将其优势内部化的能力成为企业进行竞争的关键影响因素。

3、区位优势。指企业在进行投资区位要素选择上是否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可供投资地区是否在某些方面较国内优势，投资区位的选择要受到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地理分布、生产要素和运输成本、投资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如果企业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当地要素即区位因素结合必然使企业有利可图。而这些因素是指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及东道国政府对外国企业的鼓励或限制政策等。要素禀赋优势一般包括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市场容量等。企业从事国际投资必然受这些因素影响。它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由此可见，企业必须同时兼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才能从事有利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如果仅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不具备区位优势，这就意味着缺乏有利的海外投资场所，因此企业只能将有关优势在国内加以利用而后靠产品出口来供应当地市场；如果只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而无内部化优势，则说明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难以在内部加以利用，只能将其转让给外国企业；如果企业具备了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而无所有权优势，则意味着企业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前提，海外扩张无法实现。邓宁三要素的核心在于：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所有权优势是基础，内部化优势是实现这种优势的载体，区位优势是实现前两个优势的充分条件，三个优势的充分发挥与相互作用，可以使企业的跨国投资产生最大的整体效益。

八十年代初，邓宁对三优势组合论进行了继承发展，把这三种优势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结合起来，把动态引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形成了国际投资周期理论。

邓宁的国际投资周期理论认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及人均GNP水平的提高，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较少吸收外资，也没有对外投资，净对外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吸收外资增加，但对外投资仍然为0或很少，净对外投资为负；第三阶段：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对外投资与吸收外商投资分别增长，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但数额日渐缩小，其原因是某些拥有知识产权优势的企业开始向外投资，但拥有区位优势的企业仍在想方设法吸引外资；第四阶段：人均GNP在5000美元以上，为净对外投资，净对外直接投资大于0且不断扩大；第五阶段：净对外直接投仍然大于0，但绝对值已开始下降。

从邓宁理论可以看出，对于一国来讲，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外开放逐步从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发展到对外直接投资。

从山西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十五”时期全省人均GDP为1087美元，比“九五”时期增长81%。经济的增长，使我省基础设施明显改进，政府外资政策、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区位优势明显增强，但我省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相对较弱。因此，由邓宁投资周期理论可判断我省外商直接投资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也即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要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仍保持较低水平。如果参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按1996-2005年全省人均GDP年平均递增13%的速度预计，我省进入投资周期的第三阶段则还需10年左右时间。为此在山西新一轮对外开放中，不断拓宽外商直接投资空间，加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是我们应该明确的主要方向，通过FDI流入，优化我省经济结构，促进山西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积极对FDI流入带来的技术、管理经验等加以优化、改造、创新，不断提升省内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充分发挥FDI的“溢出效应”，从而加大海外扩张力度。也就是说山西现阶段的对外开放应是选择先“引进来”，再“走出去”的道路。